12月上旬，著名美籍科学家蒲慕明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中国目前科学文化的“核心问题”并非体制问题，而是“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并呼吁科研人员加强“自律”。
看完这则报道，我不由联想到自己休假时搭乘“海神号”游轮旅行的经历。
该游轮载客近千人，短时间内的集体就餐无疑是对服务生的一大考验。让我惊奇的是，面对众口难调的游客，数十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服务生无一不是彬彬有礼、有求必应。他们的服务为何如此之好？几天下来，我明白了其中的奥秘：该游轮对服务生有严格周密的考核奖惩制度，如果谁出了问题，会受到毫不含糊的处罚。在旅行结束前举行的晚宴上，每位游客还收到一份服务质量调查表，一位中国服务生特意小声叮嘱我：请手下留情，否则我会被减薪甚至炒鱿鱼。但第二天早晨就餐时，我却意外地发现：服务生大都变得松松垮垮、心不在焉。
为什么一夜之间他们就判若两人、前恭后倨了？后来我恍然大悟：因为调查表已经交上去、表现好坏已经“无关紧要”了。
其实，古往今来，类似的事情在国内也是不胜枚举。远的如春秋时期的孙武练宫女，由于孙武“丑话说在前头”，而且令行禁止、杀了两名不听号令的女队长，原本嘻嘻哈哈、不听指挥的宫女立马令出必行、整肃有加；近的如30多年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下子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同样多的土地上产出了数倍于前的粮食。
这三个事例与科技体制改革领域虽异，道理却同：一个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由于当前科研经费分配体制上存在的诸多积弊，迫使许多心知肚明的科研人员把心思用在拉关系、走后门上，滋长了种种不端甚至腐败行为。
盘点即将过去的2010年，呼吁科技体制改革成为科技界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在是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王志珍院士就直陈现行科技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呼吁深化改革；在6月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众多院士建议加快科技体制改革；两个月之后，人民日报接连刊发《四位科技界知名人士建言——下决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三篇系列报道，产生广泛共鸣；9月初，清华、北大的两位教授施一公、饶毅在《科学》杂志上刊文指出：现行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当然，并不是说自律不重要，但正如一位科研人员所说：中国学术界缺乏严谨态度和自律精神，是现行科研体制的结果，而非原因；有了好的制度设计，科研人员自然会去自律，否则要么随波逐流，要么自动出局。
十七届五中全会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人们期待着，科技界呼吁已久的科技体制改革能在新的一年里有所突破，为自主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