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近些天颇为出名的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曾经在大门前的石敢当上镌刻着“富贵平安，财源广进”几个大字，后来一位教育工作者出身的副院长实在看不下去，趁企业经营者出身的院长外出时，移走了立石，两人还因此争吵起来。

这个细节令人想到以前争论过的“教育家办学”的问题。不过，以前针对的是“行政化办学”，是“去行政化”的反思，现在这个反思的内容，应该再加上对于“企业家办学”一条了。

自从国家允许和鼓励设立民办大学（学院）以来，民间资本的涌入，的确推动了民办大学教育的发展，而且承担了许多公办大学无法全部承担的教育责任和义务。但与国外私立大学不同的是，民间资本的投入多数不是出于公共义务，而首先是着眼于盈利。因此，买地、盖楼之后，如何收回成本，进而实现盈利总是优先考虑的。

当然，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说，追求利润并不为过，哪怕是“财源广进”这类非常世俗的口号或愿望，也可以理解，但将此一切诉诸学校教育，把办学当成“财源”，希望通过教育而增加投资者的收入，必然是将学校企业化、学生商品化，这就有违于教育的非营利性质的基本原则。

依据2003年实施、2013年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大学的管理实行的是理事会或董事会下的校长负责制，但仅规定学校法人代表由理事长或董事长或校长兼任，并未明确将校长与理事长或董事长分开，这样，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就很容易像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那样，由董事长兼任院（校）长，结果就是监督与管理都掌握在院长（校）一个人手里。

公司化管理讲究效率，而短期效应往往比较明显。这一点从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短短十几年就建成占地五百多亩的校园，总建筑面积达35多万平方米，在校学生人数一万多，也可见一斑。然而，规模的扩大、大楼的林立，也掩盖了非教育的做法，或者说掩盖了违背教育精神的行为。如果不是这次任意开除罹患癌症的教师事件被媒体曝光引起广泛关注，恐怕在很长一个阶段，这所学院仍是当地所谓民办教育发展的典型，仍会得到各种荣誉，其院长继续会将山寨的奖状、获奖证书贴满官网和自我介绍中。

急功近利成为时尚时，短期效应最能诱惑人因而也最容易影响人们的行为。不仅是民办大学，就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公办大学，亦将公司化管理奉为迅速提升政绩的捷径。

前些年，有识之士针对大学的功利化倾向，特别引用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加以批评，但这句名言很快被某“985工程”高校的校长改编为“大师、大楼”说，即既要“大师”，又要“大楼”。这个“大师、大楼”说又不断被一些大学管理者拷贝、传颂，成了成功的“经验之谈”。

没有经费无法办学，没有大楼无法改善教学条件，更无法给引进人才提供研究的硬件环境，这似乎是“大师、大楼”说最主要的现实依据。但换个角度看，“大楼”往往是看得见的，而“大师”却不见得马上出现。盖楼拥有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而大师虽也是实体（人），却不是重点培养就一定出现。这个短视和长远的差异，才是“大师、大楼”说的实质。它也是当下中国大学管理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并不是说有了物质，就一定缺乏精神。“大师、大楼”说之所以让管理者加以传颂、张扬，是因为物质本身含有精神，物质基础也同时在垫高精神的需求。因此，古人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最容易成为“大师、大楼”说持有者的理论依据。

但事实上，看似发展了梅贻琦“大师”说的“大师、大楼”说，却与“大师”说存在根本的不同。梅先生讲“大师”重要的时候，从来没有否决过兴建大楼的可能。有关这方面，清华大学的校史、梅贻琦的传记，以及老清华学者的回忆，就有明确记载。只不过与当下大学不同，彼时的清华即便是兴建一幢新楼，也要“教授会”讨论、评议、批准，梅校长一人也未必否决得了。

能建大楼且言大师之重要，强调大学的标志是大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它正是教育理念的体现。而将“大楼”与“大师”并列，则是将“一”拆分为“二”，化解了教育这个根本。“大楼”作为具象存在，巍峨伫立于校园中，其所传达出的重要性远胜于大学的从业者和学生，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看，它恰使人变得渺小而微不足道。

“筑巢引凤”不过是“大师、大楼”说的借口而已，这一点只要看看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的宣传图片，也可以明白一二。这样在当地非常现代化的校园环境，照样出现这种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的事。可见，“大楼”只代表经营意识，它和一般的教育理念都差得远，更不要说人文主义精神了。